骈拇枝指，出乎性哉？而侈于德。附赘县疣，出乎形哉？而侈于性。多方乎仁义而用之者，列于五藏哉？而非道德之正也。是故骈于足者，连无用之肉也；枝于手者，树无用之指也；多方骈枝于五藏之情者，淫僻于仁义之行，而多方于聪明之用也。是故骈于明者，乱五色，淫文章，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？而离朱是已。多于聪者，乱五声，淫六律，金石丝竹黄钟大吕之声非乎？而师旷是已。枝于仁者，擢德塞性以收名声，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？而曾史是已。骈于辩者，累瓦结绳窜句，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，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？而杨墨是已。故此皆多骈旁枝之道，非天下之至正也。彼正正者，不失其性命之情。故合者不为骈，而枝者不为跂；长者不为有余，短者不为不足。是故凫胫虽短，续之则忧；鹤胫虽长，断之则悲。故性长非所断，性短非所续，无所去忧也。意仁义其非人情乎！彼仁人何其多忧也？且夫骈于拇者，决之则泣；枝于手者，龁之则啼。二者，或有余于数，或不足于数，其于忧一也。今世之仁人，蒿目而忧世之患；不仁之人，决性命之情而饕贵富。故意仁义其非人情乎！自三代以下者，天下何其嚣嚣也？且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，是削其性者也；待绳约胶漆而固者，是侵其德者也；屈折礼乐，呴俞仁义，以慰天下之心者，此失其常然也。天下有常然。常然者，曲者不以钩，直者不以绳，圆者不以规，方者不以矩，附离不以胶漆，约束不以纆索。故天下诱然皆生，而不知其所以生；同焉皆得，而不知其所以得。故古今不二，不可亏也。则仁义又奚连连如胶漆纆索而游乎道德之间为哉？使天下惑也！夫小惑易方，大惑易性。何以知其然邪？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，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，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？故尝试论之，自三代以下者，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。小人则以身殉利，士则以身殉名，大夫则以身殉家，圣人则以身殉天下。故此数子者，事业不同，名声异号，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。臧与穀，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。问臧奚事，则挟策读书；问穀奚事，则博塞以游。二人者，事业不同，其于亡羊均也。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，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。二人者，所死不同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。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？天下尽殉也。彼其所殉仁义也，则俗谓之君子；其所殉货财也，则俗谓之小人。其殉一也，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；若其残生损性，则盗跖亦伯夷已，又恶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！且夫属其性乎仁义者，虽通如曾史，非吾所谓臧也；属其性于五味，虽通如俞儿，非吾所谓臧也；属其性乎五声，虽通如师旷，非吾所谓聪也；属其性乎五色，虽通如离朱，非吾所谓明也。吾所谓臧者，非仁义之谓也，臧于其德而已矣；吾所谓臧者，非所谓仁义之谓也，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；吾所谓聪者，非谓其闻彼也，自闻而已矣；吾所谓明者，非谓其见彼也，自见而已矣。夫不自见而见彼，不自得而得彼者，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，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。夫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，虽盗跖与伯夷，是同为淫僻也。余愧乎道德，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，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也。
古文解读
《骈拇》是庄子外篇的开篇之作，其核心论题是：人为建构的道德规范（尤其是儒家的仁义）如同身体上的骈拇枝指——多余、累赘，且偏离了人的天性。庄子以身体的畸形为比喻，将仁义礼智视为对自然本性的赘疣，认为它们不是出于人的真情，而是后天强加的扭曲。
文章从骈拇枝指（并生的脚趾和歧出的手指）说起，指出这些虽然出自天生，却是多余的。同样，附赘悬疣虽然长在身上，却不是身体本然所需。以此类推，仁义虽然被广泛推行，却不是道德的正道。庄子进而列举离朱（过分追求视觉）、师旷（过分追求听觉）、曾参史鰌（过分追求仁义）、杨朱墨翟（过分追求辩术）为四种"骈枝"——在各自的领域走到了多余的极端。
最精彩的是"凫胫鹤续"的比喻：野鸭的腿短，接长了反而痛苦；鹤的腿长，截短了反而悲伤。万物各有其天性，不需要外力矫正。庄子由此推论：天下本有"常然"——事物本来的样子，弯曲的不需要钩来矫正，笔直的不需要绳来量度。仁义就像胶漆绳索，硬要绑在道德之上，反而使天下迷惑。
接下来庄子揭露了一个残酷的类比：臧和穀两个牧羊人，一个读书一个赌博，都丢了羊——形式不同，本质一样。伯夷为名而死，盗跖为利而死——追求不同，残生伤性相同。世俗把殉仁义的叫君子，殉财货的叫小人，但从"残生损性"的角度看，两者毫无区别。这个论断极具颠覆性：它否定了儒家以仁义区分君子小人的整个价值体系。
最后庄子提出了自己的标准：真正的善（臧）不是仁义，而是"任其性命之情"——让天性自然流露。真正的聪不是听到外物，而是"自闻"——回归自身的觉知。真正的明不是看见外物，而是"自见"——看清自己。这个"自闻""自见"的提法，是庄子哲学中极为重要的内转——不是否定一切价值，而是把价值的锚点从外部标准（仁义礼法）移到内在本性。
全篇的深层逻辑是：人一旦以外在标准（无论多崇高）来要求自己，就已经偏离了本性。伯夷和盗跖看似天壤之别，实则都是"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"——活在别人的标准里，而非自己的天性里。庄子自称"上不敢为仁义之操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"，看似谦辞，实则是对整个儒家道德体系的釜底抽薪：既不做好人，也不做坏人，只做"自然的人"。
古文今意
庄子写《骈拇》时，大约在战国中期（约公元前四世纪），正值百家争鸣的高峰期。儒家的仁义学说已成为各诸侯国的主流意识形态，士人纷纷以仁义自居，以礼法教化天下。庄子敏锐地观察到：越是高举仁义旗帜的人，内心越是焦虑不安——"蒿目而忧世之患"。他们不是在践行道德，而是在表演道德。那个时代，"曾史"（曾参和史鰌）是仁义的标杆人物，"杨墨"（杨朱和墨翟）是辩术的代表，离朱和师旷则是感官极致的象征。庄子把这四类人并列为"多骈旁枝之道"，等于说：你越是在某个领域追求极致，就越是偏离了人本来的样子。
这段古文在今天的社会里依然有惊人的穿透力。我们生活在一个"骈枝"无处不在的时代：社交媒体上每个人都在"多于聪"——过度关注外界的声音和评价；职场中每个人都在"骈于明"——过度分析数据和竞争信息；教育体系里每个人都在"枝于仁"——用各种证书和头衔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庄子说的"骈拇枝指"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"内卷"——在一个方向上过度延伸，结果偏离了整体的均衡。
最值得深思的是"臧穀亡羊"的寓言。读书和赌博看似天差地别，但丢了羊的结果完全一样。映射到今天：一个拼命加班的程序员和一个沉迷游戏的宅男，表面上事业不同，但如果两人都忽略了健康、家庭和内心的平静，他们"亡羊"的本质没有区别。庄子不是在否定努力，而是在追问：你努力的方向，是你自己真正想要的，还是社会告诉你应该想要的？"伯夷死名"和"盗跖死利"的类比更尖锐：为理想主义牺牲和为物质利益牺牲，在"残生伤性"这个维度上没有高下之分。这不是犬儒主义，而是一种深层的清醒——任何执念，无论是高尚的还是卑下的，一旦超过了你的天性所能承受的限度，都会变成戕害。
底本｜采用通行本（郭庆藩《庄子集释》底本）；标点为本次整理